“百日维新”背后的故事：康有为维新浪潮的高涨

“百日维新”背后的故事：康有为维新浪潮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康有为

随着维新浪潮的高涨，帝党和后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898年5月，一向阻挠变法的奕病故。康有为认为这是个有利时机，于是催促翁同龢提请光绪皇帝立即变法。光绪皇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表示变法决心。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梁启超

6月16日，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量变法事宜。康有为深知改革的艰难，劝光绪皇帝先采取温和办法，以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光绪皇帝虽很赞赏康有为，但碍于慈禧太后的忌惮，仍不敢加以重用，仅让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章。不久，又命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务。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并权衡利弊，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

（一）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路矿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二）政治方面：裁汰冗员戊戌变法的教训，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旗人”自谋生计；等等。

（三）军事方面：裁减绿营，办行保甲；训练海陆军，各省军队皆使用洋枪，改练洋操；等等。

（四）文教方面：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等等。

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诏令，遭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他们或推诿敷衍，或根本不予理睬。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支持新政，认真执行诏令。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为一纸空文。

刘光第

变法刚一开始，慈禧太后就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光绪皇帝颁布变法诏令的第四天，即6月15日，慈禧太后就逼迫光绪皇帝一日之内连发三道谕旨。第一道谕旨，免去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职务，勒令回籍，使光绪皇帝打去了重要助手。第二道谕旨，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早已归政的慈禧太后重新抓住了朝廷用人大权，以阻挠光绪皇帝任用维新派。第三道谕旨，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实授），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使后党控制了京津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并在皇宫内布置爪牙，密切监视光绪皇帝。

面对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对新政的阻挠，光绪皇帝也进行过反击。9月4日，他毅然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顽固派官员一并革职，以示惩戒。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他们被称为“军机四卿”。9月7日，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逐出总理衙门。这些反击措施使保守派大为震恐，维新派倍受鼓舞。

谭嗣同

9月中旬，政变已成密云欲雨之势。光绪皇帝感到事态严重，于15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诏。他在密诏中说，慈禧太后反对变法，反对罢斥昏庸大臣，“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他问杨锐有何良策，可渐变旧法，使中国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并令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妥速筹商”。杨锐不知所措，竟将密诏搁置了两三天。17日，光绪皇帝下诏令康有为离京赴沪督办官报，用意是保护康有为，以备不测。18日，康有为见到林旭带出的密诏，急忙召集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商议对策。众人见到光绪帝的密诏，痛哭失声，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办法，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武力支援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干涉。

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为控制中国政府，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看不清帝国主义者的真实用意“百日维新”背后的故事：康有为维新浪潮的高涨，向光绪皇帝建议联合英、日对抗守旧势力。9月14日，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北京活动，但当他看到变法即将失败，无意再支持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康、梁乞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毫无结果。与此同时，维新派还希望得到袁世凯的武力支援。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命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宜。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赴法华寺袁世凯寓所，以光绪皇帝的密诏示袁，劝其效忠皇帝，诛灭荣禄。袁世凯当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慷慨激昂地保证：“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还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20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示“微臣愿效犬马之劳”。当晚“百日维新”背后的故事：康有为维新浪潮的高涨，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

9月21日清晨，慈禧太后先将光绪皇帝囚于中南海的瀛台，正式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政变前一天，康有为已赴上海戊戌变法的教训，并在英国保护下前往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人帮助下化妆出走，流亡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帝。很多人劝他逃往日本避难戊戌变法的教训，他坚决不走。9月28日，慈禧太后不经公开审讯，便下令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斩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六人为“戊戌六君子”。参与新政与倾向变法的官员，皆被革职或囚禁。严复因没有实际参加“百日维新”幸免于难，但也受到监视。“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继续存在外，其余均被取消，一切恢复旧制。至此，“百日维新”彻底失败。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没有任何实权。而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却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他们是变法最大的阻力。维新派也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具有重大意义，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当时还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对清王朝彻底心灰意冷了，纷纷投身为革命党人，直接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